民营企业座谈会的“冷”与“热”：政策承诺与现实困境的撕裂

（格祺伟）2025年2月17日，一场被市场冠以“最高规格”标签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在北京召开。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与资本市场的热烈反响形成鲜明对比，但民营企业的现实困境与政策承诺之间的鸿沟，却在欢呼声中被悄然掩盖。这场座谈会，究竟是民营经济的“强心剂”，还是又一次口号大于行动的“画饼”？ 

政策信号的热烈：从“自己人”到“新质生产力” 

此次座谈会延续了2018年以来的传统，高层再次强调“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”，并提出聚焦“新质生产力”的产业升级方向，明确支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。与以往不同，此次参会企业名单中，华为、宁德时代、宇树科技等硬科技企业占据主流，而房地产企业则几乎“隐身”，仅作为旁注被提及。这一调整被解读为政策对“脱虚向实”的坚定转向——从依赖土地财政转向科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。 

资本市场对此反应迅速，座谈会次日A股成交量逼近2万亿，科技板块领涨，恒生科技指数创历史新高。李大霄等市场人士更是高呼“中国核心资产崛起”，将座谈会视为“股市春天的序曲”。 

现实困境的冰冷：融资难、准入壁垒与房地产的“冰河时代” 

然而，政策的暖风未必能融化现实的坚冰。尽管座谈会提出“优化融资环境”“打破市场准入壁垒”，但民营企业长期面临的痼疾并未因此消解。以房地产行业为例，民营房企市场份额从70%骤降至不足50%，恒大、碧桂园等头部企业深陷债务危机，而座谈会上对此仅以“一视同仁”轻描淡写，缺乏实质性纾困措施。这种选择性忽视暴露了政策导向的矛盾：既要依靠科技产业“开新局”，又难以割舍对传统经济支柱的依赖。 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政策落地效率的滞后性。2024年提出的“新质生产力”概念，虽在2025年座谈会被进一步强化，但数据显示，民企研发投入占比虽升至75%，却仍面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、创新成果转化率低的瓶颈。一名地方企业家在长顺县座谈会上直言：“政策文件越厚，执行链条越长，最后落到企业头上只剩一纸空文”。 

地方实践的“温差”：县域经济的狂欢与困局 

在中央高调表态的同时，地方层面的民营经济生态呈现两极分化。例如，贵州长顺县通过“顺心办”服务平台吸引投资，推动GDP突破百亿，但其发展仍依赖传统工业和低附加值产业；独山县则试图以“龙洞产业园”等项目打造新兴产业集群，却因历史债务问题步履维艰。这些案例折射出县域经济的共同困境：政策口号与产业基础脱节，招商承诺与资源禀赋错配。 

地方政府的“运动式亲商”更值得商榷。某县领导在座谈会上要求“逐项梳理企业建议”，但企业反映“问题年年提、年年无解”。这种“台账式管理”暴露了行政体系的形式主义顽疾：将“解决问题”异化为“记录问题”。 

民营经济的“希望”需要更多制度性保障

此次座谈会的积极意义不容否认，但其能否成为民营经济的转折点，取决于三个关键问题，一、政策工具能否突破“文件治国”惯性？座谈会提出的融资支持、市场准入改革等举措，需配套细化法规和问责机制，避免沦为“政策白条”。 二、地方政府能否摆脱“GDP锦标赛”思维？当前县域经济仍将“招商引资数量”而非“企业生存质量”作为考核标准，导致重引进、轻服务。三、民企自身能否跨越“投机依赖”？部分企业长期依赖政策红利和资本炒作，缺乏核心技术积累。若不能借势完成转型升级，终将被市场淘汰。 

从“信心喊话”到“制度突围”！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召开，是政策善意的体现，但善意不等于效能。中国民营经济的真正春天，需要一场从口号到行动、从文件到制度、从短期刺激到长期生态建设的深层变革。当“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”不再是一句政治修辞，而是司法平等、产权保护、竞争中性等制度设计的真实映射时，民营经济才能真正成为“中国式现代化”的脊梁。 

（本文观点综合自政策分析与企业调研，引用数据及案例来源于网络）